​左权之妻刘志兰：后改嫁给左权生前的秘书，1967年参与山西夺权

左权之妻刘志兰：后改嫁给左权生前的秘书，1967年参与山西夺权

【引言】

一段尘封已久的红色往事，一个令人唏嘘的革命故事。八路军高级将领左权将军的妻子刘志兰，在丈夫牺牲后的人生轨迹令人深思。1942年，她在延安失去了深爱的丈夫；1948年，她选择改嫁给左权生前的秘书陈守忠；1967年，她又卷入了山西文革夺权风波。从革命烈士遗孀到新中国建设者，她的人生经历了怎样的跌宕起伏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，她又做出了怎样的选择？

一、延安相遇：革命战火中的姻缘

1939年的延安，黄土高原上的革命圣地正值寒冬。一辆从西安驶来的马车缓缓停在了延安城门口，19岁的刘志兰从车上走下来，踏上了这片让她魂牵梦萦的红色土地。

当时的延安，正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。每天都有大批热血青年从全国各地奔赴这里，刘志兰就是其中之一。作为北师大女附中的高材生，她完全可以选择安稳的生活，但革命的理想让她毅然决然地放弃了优渥的家境。

彼时的左权，已经是八路军的高级将领。这位出身湖南农村的将军，凭借着过人的军事才能，在抗日战场上立下了赫赫战功。1940年初，他刚从前线返回延安，准备参加一个重要的军事会议。

在延安的一次军政干部联谊会上，朱德发现31岁的左权仍然是单身。作为老长官，朱德觉得是时候关心一下这位得力干将的终身大事了。正巧，他注意到了在延安女子大学进修的刘志兰。

＂我看这个姑娘很不错，思想进步，做事认真。＂一天，朱德对左权说道。左权听了只是笑笑，说自己还要上前线打仗，哪有时间考虑个人问题。

但缘分就是这么奇妙。几天后，在延安的一次文艺演出中，左权和刘志兰不期而遇。台上正在演出鲁迅的《药》，两人不约而同地被剧情深深打动。演出结束后，他们在人群中相识了。

尽管年龄相差12岁，但两人一见如故。刘志兰被左权的才学和坚定的革命信念所吸引，而左权也欣赏刘志兰的知识修养和革命热情。

1940年春天，在朱德和其他同志们的见证下，左权和刘志兰在延安举行了简单的婚礼。婚礼上没有繁琐的仪式，只有几个战友捧来的几本书和一面军旗作为贺礼。

婚后不久，刘志兰就怀孕了。考虑到战争环境的艰苦，组织特意安排她在延安城内工作。1941年初，他们的女儿左太北出生了。小太北的名字寄托着父母对太行山、北岳山革命根据地的深厚感情。

然而，战争的阴云始终笼罩着这个革命家庭。1941年下半年，由于日军在华北的疯狂扫荡，八路军决定加强太行山区的防御。作为最懂日军作战特点的将领之一，左权被紧急调往太行山前线。

离别的那天，在延安城门口，左权抱着襁褓中的女儿，久久不愿放手。刘志兰强忍着泪水，为丈夫整理着军装。＂等我打退了日本鬼子，一定回来。＂这是左权留给妻子的最后一句话。

谁能想到，这一别，竟成了永诀。

二、短暂的幸福时光

1941年的延安，山花烂漫。刘志兰和左权的新房就在延安大礼堂后面的一间土窑洞里。窑洞不大，陈设简单，一张木床，一个小书桌，墙上挂着一幅地图，这就是革命夫妻的全部家当。

新婚第一天，左权就带着刘志兰去拜访了朱德。朱德见到这对新人，高兴地说：＂你们的婚事，我这个红娘也算是没有白做。＂当天，朱德特意让警卫员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，还送给他们一本《毛泽东选集》作为新婚贺礼。

婚后的日子虽然清贫，但两人都沉浸在难得的幸福中。每天清晨，左权都要去军部开会，而刘志兰则在延安女子大学继续学习。晚上回来，两人常常围坐在煤油灯下，一边吃着粗粮，一边讨论革命形势。

1941年3月，刘志兰怀孕了。左权得知这个消息后，特意向组织请了半天假，陪妻子去延安医院做产前检查。为了让妻子营养充足，他把自己的肉票都省下来给刘志兰。

同年10月，女儿左太北出生了。为什么叫＂太北＂？左权说，这是取自＂太行＂和＂北岳＂两座革命圣山的首字。他希望女儿能像这两座山一样，永远屹立不倒。

可惜好景不长。1941年12月，日军在华北地区发动大规模＂扫荡＂，八路军总部决定派遣左权赶赴太行山前线指挥作战。临行前，左权带着妻女去照相馆拍了一张全家福。照片上，左权穿着八路军军装，刘志兰怀抱着襁褓中的太北，一家三口露出温暖的笑容。

这一张照片，成为了这个革命家庭最珍贵的遗物。

离别前夕，左权整理着行装，将一本笔记本交给刘志兰：＂这是我这些年记录的军事心得，你替我保管好。＂刘志兰接过笔记本，发现扉页上写着：＂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。＂

1942年春节前夕，左权从前线寄来了一封信，信中说太行山区的战事吃紧，让妻子照顾好自己和女儿。那时候，谁也没想到这会是他最后一封家书。

从此，刘志兰每天都要站在窑洞门口，遥望太行山的方向。女儿太北渐渐会走路了，常常咿咿呀呀地喊＂爸爸＂，可左权却始终没能回来看看女儿的第一步。

延安的黄土高坡上，刘志兰常常抱着太北，给她讲述父亲的故事。她告诉女儿，爸爸是为了赶走日本侵略者才不能陪在她身边，等打跑了日本人，爸爸就会回来了。

1942年4月，前线传来消息，左权在一次战斗中与敌人遭遇。当时的情况究竟如何，没人说得清楚，只知道他为了掩护部队突围，带着几个警卫员留下来断后。

三、生死诀别：太行山上的壮烈牺牲

1942年5月16日，太行山区迎来了一个特殊的早晨。清晨，一支可疑的＂八路军＂部队出现在黎城县的山区。他们穿着八路军的军装，却有着明显的破绽：脚下整齐划一地穿着日军特制的胶鞋。

这一细节立即引起了左权的警觉。作为八路军副参谋长，他对日军的特务渗透战术了如指掌。此时，他正带领八路军总部机关向新的驻地转移。

＂不对劲，这是日军特务队伪装的。＂左权立即向身边的警卫员下达命令，要求部队立即改变行军路线。但日军的包围圈已经形成，形势危急。

为了确保总部机关安全转移，左权当机立断：＂我带一个警卫小组断后，你们立即撤离！＂说完，他就带着几名警卫员转向敌人来的方向。

当天上午10点左右，激烈的枪声在太行山间响起。左权和警卫员们利用地形优势，与日军展开了殊死搏斗。他们的火力吸引了大部分敌人的注意力，为总部机关争取到了宝贵的转移时间。

在一轮激烈的交火中，左权不幸中弹。根据后来战友们的回忆，当时他中了三发子弹：一发击中腹部，一发打在大腿，最致命的一发击中了胸部。

由于战事紧急，战友们只来得及取下他的配枪和证件，就不得不撤离战场。这支左轮手枪后来被送到了延安，成为了一件珍贵的革命文物。

三天后，陈赓将军带领一支精干部队返回战场寻找左权的遗体。他们在激战地点附近的一处山坡上，发现了左权的遗体。为了防止日军发现和亵渎，陈赓命令部队就地掩埋，并仔细记下了位置。

让人愤怒的是，日军得知左权牺牲的消息后，在太行山区大肆搜索他的遗体。他们甚至悬赏重金，企图寻找左权的埋葬地。所幸在当地群众和八路军将士的严密保护下，日军的阴谋未能得逞。

消息传到延安时，朱德正在开会。警卫员递上密报，朱德的手明显颤抖了。他立即派人去通知刘志兰，但谁也不忍心直接说出这个噩耗。

5月18日的下午，延安下起了罕见的大雨。刘志兰抱着年幼的太北，冒雨冲进了朱德的办公室。她只问了一句话：＂左权究竟怎么了？＂朱德沉默良久，最终说出了那个残酷的事实。

这一天，太行山上飘起了绵绵细雨，仿佛在为这位英勇的将军送别。而在延安，一个年轻的妻子抱着她年幼的女儿，开始了漫长的等待，等待着一个永远也不会回来的人。

四、命运转折：新的人生选择

左权牺牲后，延安组织特意安排陈守忠照顾刘志兰母女。陈守忠曾是左权的警卫秘书，对左权将军的生平事迹了如指掌。每当太北问起父亲的故事，陈守忠都会耐心讲述。

1943年春天，组织决定派陈守忠去太行山区工作。临行前，他专程去看望刘志兰母女。＂太北越长越像左将军了。＂他这样说道。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，这样的探望渐渐成了一种默契。

1945年抗战胜利后，刘志兰带着女儿回到了左权的老家湖南。左权的父母看到儿媳妇和孙女，老泪纵横。刘志兰一直陪伴在公婆身边，尽着儿媳的孝道。

1946年秋天，陈守忠再次出现在刘志兰的生活中。这一次，他带来了组织的关怀。当时的组织领导找到刘志兰，表示支持她再婚。＂你还年轻，太北也需要一个完整的家。＂

1948年，刘志兰最终答应了陈守忠的求婚。这个决定得到了左权父母的支持。老两口说：＂守忠是个好同志，能照顾好你们娘俩。＂

婚后，陈守忠对太北视如己出。每逢周末，他都会带着全家去扫墓，告诉太北：＂你父亲是英雄，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。＂

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，刘志兰和陈守忠被调到山西工作。组织考虑到左权曾在太行山区战斗过，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继续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。

然而，1967年的文化大革命打破了这份平静。山西省革委会筹备组成立时，一些人因为刘志兰的特殊身份，要求她参与夺权斗争。面对纷繁复杂的政治形势，刘志兰始终保持着革命者的清醒。

＂我是左权将军的遗孀，更要保持政治上的警醒。＂这是她在一次会议上说的话。这个特殊时期，她和陈守忠都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。

尽管如此，刘志兰仍然坚持每年清明节带着太北去太行山祭奠左权。在那片曾经战火纷飞的土地上，母女俩常常驻足良久。太北已经长大成人，成为了一名医生，这或许也是对父亲＂救死扶伤＂精神的另一种传承。

转折的命运没有改变刘志兰对左权的追思。在她的新家中，左权的遗物被珍重地保存着：那本满是笔记的军事手册、那张珍贵的全家福，还有那支陪伴左权直到最后一刻的左轮手枪。

五、历史的见证者

1976年，已经年过半百的刘志兰从山西省机关退休。退休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重返延安。漫步在熟悉的黄土高坡上，那些窑洞依然静静矗立。她找到了当年和左权一起生活过的那间小窑洞，如今已经成了革命纪念馆的一部分。

1978年，刘志兰开始整理左权的遗物。那本军事笔记本已经发黄，但字迹依然清晰。她将这些珍贵的革命文物捐赠给了军事博物馆。＂这些东西应该让更多人看到。＂她在捐赠仪式上这样说。

1980年春天，左太北带着自己的孩子回到太行山，寻访父亲牺牲的地点。当地的老乡们还记得那场战斗，他们带着母女俩找到了当年战斗的具体位置。在那里，人们已经建起了一座纪念碑。

1982年，刘志兰接受了《人民日报》的采访。她讲述了自己和左权的相识相知，也谈到了这些年来对革命事业的坚守。＂革命理想不会因为个人的牺牲而改变，这是左权教会我的最重要的事。＂

1985年，刘志兰参与编写了《左权将军传》一书。她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，包括左权的日记、书信和照片。这本书后来成为了研究抗战史的重要参考文献。

1990年，已经64岁的刘志兰再次来到太行山。这一次，她带着一群年轻的革命传统教育工作者，为他们讲述那段峥嵘岁月。在讲到左权牺牲的细节时，她的声音依然清晰有力。

1995年，左太北也到了退休的年纪。作为一名医生，她继承了父亲的遗志，用自己的方式服务人民。她的儿子选择了从军，成为了一名军医，将革命精神代代相传。

2000年，山西省决定在左权牺牲地建立一座纪念馆。刘志兰应邀参加了奠基仪式。她将那张珍藏多年的全家福复制了一份，挂在纪念馆的显著位置。

2005年，已经80岁的刘志兰仍然坚持每年清明节来到太行山祭奠。当地的老乡们总是热情地接待她，为她讲述这些年来太行山区的巨大变化。

2010年前后，刘志兰开始整理自己的回忆录。她详细记录下了自己亲历的历史变迁：从延安时期到解放战争，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，从一个革命军人的妻子到一个时代的见证者。在回忆录中，她写道：＂历史是由无数普通人的付出和牺牲铸就的，而我有幸见证了这段历史。＂